赵朴初的学缘与书缘
晚年盛赞范文澜
范文澜是当代历史学家,在他主编的《中国通史》中,曾经一度否定了一切宗教,认为佛教是“迷信”、“蠡国殃民”。因为《中国通史》影响大,特别在“文革”中,范老的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对范文澜强调佛教是迷信的思想,赵朴初是不同意的。譬如禅宗是最反迷信的,禅宗历史上有许多破除迷信的故事,它表现了中国人独特的骨气。因为范文澜的
话,与马克思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话有关联,所以赵朴初并没有就范文澜的书,直接提出商榷。令赵朴初高兴的是,“文革”开始后,晚年的范文澜无事可干,读起了佛经。他发现自己以前的观点未必恰当,在书上对佛教的批判有不恰之处,有点后悔,想重新写。但当时没有条件写书了。周建人是范文澜的邻居,一天范文澜对周建人说:“我正在补课。”周建人问他:“补什么课?”“读佛书……不懂得中国佛教就不能真正懂得中国的思想史、中国的哲学史、中国的文化史。”
周建人听后,觉得应该把范文澜的话告诉自己的老朋友赵朴初。周建人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将范老的这几句话写成斗大的字,交给赵朴初看,也是希望人们由此对佛教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赵朴初看了非常高兴。对宗教怎么看,自己对他人说还不如范老自己说的好,因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佛教的评价,比自己和一切廊内弟子的话更有说服力。赵朴初称赞“范老是真正的学者”,意在真正的学者总是在追寻真理,不会停止探索的步伐。周建人还告诉赵朴初,范文澜读佛书,一边读一边做笔记。后来令赵朴初惋惜的是,这些笔记不知道散落到哪里去了,如果整理出来,一定是很有价值的材料。
1968年7月,MZD曾派女儿给范文澜传话:“中国需要一部通史,在没有新的写法之前,还是按照你那种方法写下去。”MZD的话使范文澜十分兴奋,不仅是因为肯定了自己的观点,还因为自己有机会修改以前的观点了。高兴之余,他不顾身体有病,夜以继日地工作,不幸劳累过度,加上其他原因,于1969年7月29日去世。对于范文澜的突然去世,赵朴初感到很遗憾。在以后的工作和谈话中,他经常提起范文澜的观点。
1985年6月,南方一家电影公司与港商合作在南华寺拍摄描写佛教禅宗六祖慧能的电影及电视连续剧,南华寺方丈惟因看到剧本及拍摄内容,表示强烈反对,并给中国佛教协会和赵朴初写信反映此事。对广东省委及有关领导部门核查的要求,该公司在答复报告中辩解称:“原剧本所描述的故事,是按照广东曲江南华寺再版的[唐]《法海·六祖法宝坛经》的记载和范文澜同志所着《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三编第二册的有关论述和记载作依据的”,并继续在南华寺拍摄。赵朴初嘱中国佛协同人结合该片剧本,查阅《法海·六祖法宝坛经》和范文澜同志所着《中国通史简编》。1985年9月30日,根据查阅的结果,赵朴初亲自写信给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和中央统战部,提出:“应立即制止这个影片的继续拍摄,其已拍摄的镜头,应上缴销毁;影片如一定要拍,改为虚构的武侠故事片拍摄,应另起炉灶,重新编写。”
1987年夏天,赵朴初应邀在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第二期讲习班作《诗歌及其佛教关系漫谈》。演讲结束后,一位青年人请赵朴初谈谈佛教和研究中国历史的关系,赵朴初说:“有一位我国当代着名的史学家早年曾对佛教文化采取过虚无主义态度,但到了晚年却开始系统地钻研佛经,表示自己需要补课。这位史学家对人说,在中国历史上,佛教和文化关系如此之深,不懂佛学就不懂中国文化。可是现在人们还是不重视研究佛教,把它看成粗俗的宗教迷信。”赵朴初这里讲的,无疑就是范文澜。1988年12月16日,刚在民进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上续任副主席的赵朴初,出席了中国宗教学会第三次会议。他在讲话中又说到了范文澜。
与沈尹默诗词唱和
1965年7月,沈尹默曾送给赵朴初一本他写的《二王书法管窥》和自己的书法作品。沈尹默的书序中有这样的话:“顷得京中友人书,说及马路新闻,《兰亭》自论战起后,发生许多不正当的地域人事意见,分歧揣测,仍用前韵,赋此以辟之。”“《兰亭》自论战起后”,指这年沈尹默和郭沫若争论王羲之《兰亭》真伪问题。郭沫若等人主张王羲之《兰亭》系“伪托”,沈尹默等主张“非伪”。因为康生插手,问题复杂了,不少人作壁上观,所以沈尹默说:“发生许多不正当的地域人事意见”。沈尹默知道赵朴初不会趋炎附势,所以继续和朴老诗词唱和。接沈尹默书后,朴老细读,发现虽仅仅是论王羲之和王献之的书法,却积累了沈尹默平生关于书法的心得。沈尹默认为,运腕中有辩证法,凝神憋气,其实也是养生之道。这个思想,与赵朴初一贯写书法的心得正相一致。在次韵七律复寄一诗中,赵朴初吟道:
好凭一勺味汪洋,剖析精微论二王。运腕不违辩证法,凝神自是养生方。功深化境人书老,花盛东风日月长。一卷感公相授意,岂止墨海作津梁。
赵朴初知道沈尹默此时有来自康生的压力,但他仍赞扬沈尹默的书法以及论作,还充分肯定了沈尹默的人格,给了逆境中的沈尹默极大的温暖。
赵朴初一向尊敬长者,既写了受书答谢诗,又写《菩萨蛮》答谢沈尹默赠墨宝之情。沈尹默平常事多,仍然用草书写毛诗。在其书法论作中,毫无保留地将其半个世纪的研究经验,传之于世。但赵朴初知道,对于一般人来说,仅掌握书法的要诀还不够,最重要的是平常多练习,才能有悟性。其词云:“先生事理能无碍,力扛九鼎饶姿态。章草写毛诗,横天笔一枝。骊珠辛苦得,不惜倾腔说。行止本同时,凡禽未许知。”“不惜倾腔说”指沈尹默不保守,“凡禽未许知”指一般不用功的人未必能解其意。
1972年春节期间,赵朴初收到上海的老朋友张重威的信,信里还附有沈尹默赠送给他的六言诗墨迹。见了遗墨,赵朴初的心情沉重起来。沈尹默在“文革”开始前,还和自己唱和诗作,可谓把自己视为知己。大约在1966年,沈尹默得了肠癌住进华东医院。医生只说是肠梗塞,并在春节为他做了手术。但老人终于没有熬过这一关,遗憾地去世了。放下张重威的信件,赵朴初走进小院,在回忆和沈尹默的往来历史之后,满怀感情,吟了和沈尹默六言诗韵二首:
妙趣天真烂漫,笔歌墨舞当时。陈迹又成陈迹,须眉别梦依稀。
沧海三成绿圃,神州始展蓝图。拭目一新北大,寻声无复南无。
“寻声无复南无”,是指沈尹默的声音,已经听不到了,大地空阔,剩下的,只是赵朴初对老人的敬意了。
进入新时期后,赵朴初还经常谈起自己与沈尹默的诗词唱和,引为乐事。他对旧诗的看法也很新奇,1987年夏天,赵朴初在中国作协作的演讲中就说:“我与郭沫若同志、沈尹默先生、俞平伯先生是相识的,他们几位先生都比我年长,我与郭、沈老都有唱和。我有时还写些白话诗,但是我没有看见他们几位先生写白话诗。至少我认识他们以后,他们三位老人都写的是旧体诗。这不能说他们是后退,而是他们在诗歌艺术的认识上有了进步。”
与林散之由墨结缘
1972年初冬,书画家田原为《人民中国》杂志创作1973年插页版画12幅。当时正是“文革”后期,中国书法界处于萧条状态。日本书法界甚至认为,中国书法已无指望,振兴书法之责,应落在日本人的肩上。对此,田原和编辑韩瀚等努力组织了一批当代中国书法家的作品,想展示一下中国书坛的实力,为国人争光。
这天,韩瀚收到南京亚明寄来的林散之草书《东方欲晓》,看后大为倾倒。他想起明朝的沈周形容黄庭坚的草书有“笔力恍惚,出神入鬼”之妙,如果将此话用以形容林散之的草书,或许也很确切。韩瀚玩味了半日,喜中掺忧。他很担心当时革委会的头头不识草书,而否定林散之的作品。为了让作品顺利入选,韩瀚想出了一个办法,请当时在京的书画界权威人士赵朴初、启功、郭沫若等评定,倘若他们一致说好,就没有问题了。
韩瀚小心翼翼拿了林散之的书法,先到西直门里小乘巷的启功家。启功见了果然大惊,他没有说话,脱下帽子,连向书法作品鞠躬三次。启功的态度,给了韩瀚极大鼓舞。此后韩瀚去南小栓胡同赵朴初家。赵朴初见了他十分高兴,将珍藏的空海《风信帖》拿出来给他看。韩瀚这时说出来意:“我今天来,是请你看一幅字。此公林散之,是你的大同乡,安徽和县人。”
林散之1898年11月出生于乌江小镇,时年74岁。他16岁学习唐碑。师从黄宾虹学山水,曾立志游历山川,行越七省,跨涉一万八千余里。“文革”中林散之到澡堂洗澡,不慎跌入开水锅中,烫伤面80%以上,九死一生。此后,他作诗书画,常署款半残、半残老人、聋叟。赵朴初不知道客人卖什么关子,笑着说:“我不知道他。”此时韩瀚才缓缓将林散之的作品拿出来请赵朴初看。和启功一样,赵朴初站了起来,站在作品前,仔细端详。等韩瀚收好林散之作品,赵朴初微笑着说:“此老功夫至深,佩服!佩服!请代我向林老致意。倘能赐予墨宝,朴初不胜感谢!”
得到启功、赵朴初两大书法家认可后,韩瀚又带了包括林散之在内的20幅作品去前海西街郭沫若寓所,请郭老审阅。郭沫若和夫人于立群一起观赏,不时发出“好!”“很好!”的赞叹。根据郭沫若、赵朴初、启功等大书法家的意见,1973年1月号《人民中国》书法专辑出版时,林散之的草书摆到了第一页。林老草书受到了中日书法专家的赞美。从此,林散之名声鹊起。
此后,林散之和赵朴初开始了交往,并时常吟诗唱和。1984年11月的一天,林散之到北京拜访赵朴初,赠送了自己的书法集。林散之长赵朴初十岁,那年已85岁。林散之告辞后,赵朴初吟五绝《题散之先生书法集二首》,赞美林散之的书法,其一云:
散翁当代称三绝,书法尤矜屋漏痕。老笔淋漓臻至善,每从实处见虚灵。
此后三年里,林散之每有诗、书、画新作,屡屡赠给赵朴初。赵朴初得到林散之的赠诗后,曾次韵奉和林散之七律。1989年12月6日,林老去世后,赵朴初集半山句作林散之的挽诗“雄笔映千古,巨川非一源”,对林散之的博学多才作了高度的评价。赵朴初一辈子写行楷,晚年也学写草书。林散之曾说:“余十六岁始学唐碑;三十以后学行书,六十以后学草书。”赵朴初很赞成这种循序渐进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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