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伦居士著
选自菩提树月刊第十卷第九期
宇宙万有的缘起，或六道轮回的缘起，在佛门中，各宗的看法不同。小乘教，认为是业感缘起。言万法皆由业感所生，有情若不起惑造业，则一切皆无。以有业故，乃有身心世界，所以说为业感缘起。大乘始教，则认为是赖耶缘起。阿赖耶识，亦名含藏识，或第八识，内中含藏无量无数种子，善恶俱备，每一种子成熟受报时，能变现身心及世界，以领纳乐受或苦受。因种子是一切法之源，而赖耶实为种子的含藏处，所以说为赖耶缘起。大乘终教，则认为是如来藏缘起，亦名真如缘起。真如实体，虽一味平等，无法可得，然为染净缘所熏习，能生种种法，染熏则成六凡，净熏则现四圣。一切众生，不出此十法界，而此十法界，皆不离于真如，所以说为如来藏缘起。圆教则认为是法界缘起。谓一法之生，其因缘势力所流布，有如瓜蔓，无远弗届，以一法起一切法，以一切法起一法，陈陈相因，混合成一大缘起。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任拈一尘，皆牵动全法界，一尘虽微，亦含有全法界的因势在内，所以说为法界缘起。
小乘所主张的业感缘起，虽然没有追本穷源，然其意义，实为众生真相。大乘始教，是观察种现相熏实，因而缘起诸法，然若追问最初种子，从何而来？岂不是由业的习气，所熏习而有。纵使有本有之说，然而若无外缘引发，亦终不能成为现行。根据这一种学理，那么，说赖耶缘起，就是业感缘起，有何不可？大乘终教，是主张真如缘起，然而，真如若无无明熏习，万法亦何从缘起，这无明缘起的谛理，就是三细最初的无明业相，既称为业相，此相当然为业所感召，那么，说真如缘起，就是业感缘起，有何不可？圆教的法界缘起，固然指出：法法的势分，互相涉入，成一大缘起，然若追问：这一个大缘起的幻网，是什么东西，作为它们的开端？事实上，岂不也是萌于心动，心动就是业了，就是业感了，那么，说法界缘起，就是业感缘起，有何不可？综上可知：不论小乘教也好，大乘始教也好，大乘终教也好，圆教也好，其缘起的概念，总不离业感，就是台宗的一念三千，密宗的六大所造，也脱不了业感的窠臼。所以古人才概括地说一句：‘宇宙者，业力之网’。这确是洞见症结的卓论。
起信论，对于根本无明的行相，说是三细，即无明业相、能见相、境界相。对于枝末无明的行相，说为六粗，即智相、相续相、执取相、计名字相、起业相、业系苦相。自无始至于今日，万法的缘起，尽于此九相，而此九相，实肇启于无明业相，而终结于起业，及业系苦相。此中明明指出：自有心有境以来，彻头彻尾，皆是业力在操纵一切，业之重要，亦可见矣。起信论原属大乘终教，虽强调真如缘起，然若研讨三细之始，及六粗之终，则皆以业为主。可知所谓真如缘起者，真如空寂，并不能缘起，万法所以终于缘起者，实是心性无明之业，搅此精明本体，变如来藏，成为识藏，而后依正繁兴，遂充塞了十方三世，无有了期。所以学者做工夫，必须在五根对五尘时，观平等真空，参究能所根源，报见八识本体，了悟真如，回到无生无灭的本来际地，这样才能从业系中，解脱出来。
梵语羯磨 karma，别译为业，俱舍光记十三曰：‘造作名业’。若论业的性质，有善、恶、无记之分，若论造业的器官，有身、口、意之别。虽然身口意皆能造业，但是，身口二根，所作或善或恶的业，是受著意根善念或恶念之所指挥支配。因此，学者贵能调柔意根，使之不起恶念，意根既已调伏，身口二根，自然也会循规蹈矩，不至为恶了。这样看起来，三业就是一业，学者但把得住意根，则其余五根，是不成问题的，所以才说：自净其意，是诸佛教。
造作善恶业，所产生的果报，世人往往称之为‘天命’。如论语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所谓之畏天命，实在是畏宿业，因为他们找不到，苦乐遭遇的由来，所以就认为：这是天之所命了。亦如外教所谓‘上帝的意旨’一样。其实，若说富贵康乐，是上帝的意旨，还有点理由，若说贫穷病苦，也是上帝的意旨，上帝又何厚于此，而薄于彼，偏偏给贫苦人开玩笑？儒家所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也是不合现实，同是极其不通的见解和论断。世人往往称一切苦乐得失为运气，这也不明业力相类似的论调。不过，说天命者，还认为有天在主宰，而说运气者，那简直是没有丝毫的来源，而但认为是瞎碰瞎撞的结果罢了。说世间一切的遭际，皆由瞎碰瞎撞而成，抑何滑稽可笑，惜乎众生就是这样的可笑。
儒家说天命，所以对于历史上，一切穷通得失，皆一委于命。今举出四个掌故，依儒家说命口吻，陈述于下，以明其梗概：
（一）命之所有，商岩霖雨，乘一宵之幻梦而来。
这是举出一位，命运好者的故事：言殷高宗时，有傅说者，隐居于傅岩，靠版筑维持生活，高宗梦与之谈话，醒时把他的形貌，告诉百官，使他们到傅氏之岩求之，果有此人，乃举以为相，国中大治。史官为作‘说命’三篇，其中有‘若岁大杆，用汝作霖雨，’之句，以谕其济世泽民之意。这是说明：傅说得天命，故能乘一夜的幻梦而来。
（二）命之所无，鲁国凤麟，因三日之清歌而去。
这是举出一位，命运坏者的故事：言孔子仕鲁为司空，又为大司寇，摄行相事，鲁国大治。齐人恐惧，送一批女乐队至鲁，季桓子受之，三日听歌观舞不视事，孔子认为国事已无可为，遂辞官他去。因孔子尝以凤麟自比，唐诗咏孔子，亦有‘叹凤嗟身鄙，伤麟怨道穷，’之句，故以凤麟喻孔子。这是说明：孔子失天命，故竟因三日的清歌而去。
（三）命与之合，渭演渔父，一朝邂逅，应熊虎而登朝。
这是举出一位，天命与之相配合者的故事：言吕尚即姜太公，年八十，约鱼于渭水之滨，有一次，周文王将出猎，卜了一挂，卦词中有‘非龙非螭，非熊非罴，所获霸王之辅。’等语，是日果遇到了吕尚，谈起来非常钦佩，载与同归，立为师尊称师尚父。后来武王灭纣，多出其谋，事成，封之于齐。也有人说：文王梦飞熊，卜之，知有贤人，隐于渭水之滨，乃亲自驾访，而得吕尚。
（四）命与之违，县上故人，廿载艰难，歌龙蛇而去国。
这是举出一位，天命与之相违反者的故事：言晋公子重耳，因骊姬之难，在外游历二十载，不敢回国。有一次，穷困至于绝粮，从者介之推，割股肉煮而献之，后来乱平，重耳归国即位，即晋文公，大赏从亡诸臣，单独忘记了介之推，推也绝口不言，与老母隐于绵上。一日文公外出，有人歌龙蛇之歌，大意言：龙穷饿时，蛇割肉以献，今龙已腾达，而忘了蛇。文公闻之，才记起介之推，使人搜尽绵山不能得，有人主张放火烧山，之推遂焚死，终不肯出。
在上述这四段故事中，有幸有不幸，幸就是世俗所谓之命运好，如傅说、吕尚、以平民忽作卿相，都是属于这一类。不幸就是世俗所谓之命运不好，如孔子，介之推，以圣贤而遭困厄，都是属于这一类。其实，这不过算是举例，在古今茫茫人海中，类似这样幸或不幸的际遇者，难以举数。倘若把这些问题提出来，质问任何一人，乃至宗教家，他们也都不能作一个肯定而合理的答覆。惟有佛家三世因果之说，种子生现行之说，据业受报之说，才能予以圆满的解答。否则以一个版筑的贱民，钓鱼的老叟，仅凭离奇的梦境，忽然登卿相的尊位，握国家的大权，这是不可能之事。又圣如孔子，无论在道德、学问、才能各方面，都是第一流人物，然而终身不得志。至若介之推从重耳流亡二十年，历尽艰苦，甚至自己挨了饿，还要割股肉奉献，照普通的情形说来，一旦重耳登国君之位，论功行赏，当然要以他为第一了。然而事实上，他不但沾不到半点雨露之恩，而且还被火烧死，此事若不依业力来说，若不依三世因果来说，如何会说得通呢！或曰：起先晋文公论功行赏时，忘记了他，当然有错误；后来记起来，派人寻访时，论理就可以出而仕了，他的被焚，误在不肯出山，何得委之宿业。我说：会使晋文公忘记了他，和后来火烧到家中，会使他生起不肯走的一念，这就可知是宿业所感了。由宿业生思想，由思想生行动报应，所以智者鉴果知因，了知系业力所致，并非出自天命也。
世间一切正报依报，千差万别，一切升沉得失，苦乐夭寿，亦千差万别，总括说一句：皆是共业及别业之所感召，舍此之外，并无另外一个主宰，能在那里创造支配。如果有人在创造支配的话，那么一切遭际，皆系于他人掌握，我则无权，我若无权，则善不必修，修之亦不会得善果；恶可以为，为之亦不会得恶果，宇宙真相，人生际遇，又岂是这样的笼统而糊涂。
优婆塞戒经净三归品，佛说：‘智者应观外道所说，云一切物，悉是自在天之所作，若是自在天之所作者，我今何故修是善业？’这是说明：万物非上帝所造，亦非彼所主宰。又世人每推步星辰，计算干支，因而断定吉凶祸福，祈禳拜祭，横生其间，不免杀生耗财，造种种业，实皆无益而有害。同经中说：‘若以时节，星宿因缘，受苦乐者，天下多有同时同宿，云何复有一人受苦，一人受乐，一人是男，一人是女？’这是说明：命理之不可信，每个人如果真有干支八字，支配一生者，那么，若是同时出生数十人，或孪生兄弟姊妹，此数十人的一生，或彼孪生二人的一生，一切应皆相同，何以有男女，贫富、贵贱、夭寿等的不同？世人迷信上帝造物之说，迷信命理八字之说，他们又那里晓得：佛在二千数百年之前，早已大声疾呼，辟此邪说矣。
世人造作善恶业时，其习气感人第八识中，名为种子。有的种子，其力量甚大，成熟较速，今生便食其报，有的则比较迟缓，或须待至若干世，乃至若干劫，方才发为现行。在现行期中，若无大善恶行，中途渗入，则其所发展的路线，一依其种子的性质，及其势力所蔓延，发而为一生的苦乐遭遇，这便是所谓之‘天命’，便成天定胜人。在这中间，若介入大善或大恶，则其原来进行的趋势，便发生了变化，甚至与先前完全相反，这便是所谓之立命’，便成人定胜天。就因为原来的果报，往往被善恶业，中途渗入，逼它改变了趋向，或凶化为吉，或吉成为凶，所以书中才说：‘天难谌，命靡常。’这样看起来：这个‘命’，是可以用人工来培植，来操纵，其性质是活动的，并非固定的。当然大善并非小恶所能移，大恶亦非小善所能掩，这便是世间所谓之定业。其实，倘若后者的力量，若能超越前者，则不管怎样深厚的业，都是可以移易的，重者变轻，轻者变重，有化为无，无成为有，并无所谓定业。
作善业后，需要它变，为什么要变呢？因为世间善业，皆是有漏的，将来所享的乐果，皆属于有时间性的，会终尽的，不久长亦不究竟的，所以必须渗入心愿，使之变为出世间无漏功果，才没有后患，才是真正的不朽之业。这便是回向功德，庄严净土，俾报体衰谢之后，生于佛国，永出三界。作恶业时，若作已而觉而悔，则亦需要使它变，大殃变小，小殃变无，不变则三恶道终须经历。变的方法，不出两途：一是用自力变；因为业无形相，罪性本空，如来藏中，无善无恶，所以系念实相，能使宿世业障，一扫而尽。永嘉禅师证道歌里，就曾说过：‘证实相，无人法，刹那灭却阿鼻业。’又说：‘了即业障本来空，未了还须偿宿债。’这都是阐明：用自心变，自力变。二是借他力变；行者若不了悟真如，达罪性空，则心力便不能超越业力，如是则当在佛菩萨像前，哀求忏悔，借三宝威神之力，洗刷习气，使业种子消灭，不生现行，这便是借他力变。作恶之后，若不改不忏，那么，就要坐而待苦报了。经中说过：‘假使千百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可畏哉！
业有共业和别业的分别，凡由多数人，共同作善恶业，因而感得共同的乐苦果报者，名为共业，如地狱、天宫、三灾、八难、世界大战等皆是。凡由个人作善恶业，因而感得单独遭受的乐苦果报者，名为别业，如夭寿、穷通、富贵、刑戮等皆是。欲转别业，仅需本人，欲转共业，则非集群力不可。在共业中，若凭一人，或少数人之力，则亦能转变，但其所转者，仅自身的阨遇而已，不能转移大众的命运也。如尧时天下太平，共业胜妙，而四凶则或杀或殛，或流或放，此是在共善中，造别恶之行的结果，共善则天下太平，别恶则自身受苦。又如五代时，天下纷乱，共业恶劣，而长乐老冯道，则历事唐晋汉周四朝，官皆将相，享高寿，此是在共恶中，造别善之行的结果，共恶则天下纷乱，别善则自身受乐。可知自身的善恶，虽在共业的大洪流中，亦有影响，至少也能影响了自己，故虽举世皆恶我独善，亦当孤行，举世皆善我独恶，亦当禁戒也。
个人的祸褔，属于别业所感，社会国家，乃至世界的祸福，则属于共业所感。共业或苦或乐的成就，其力量较诸别业，更为强大，其范围较诸别业，更为广袤，纵使预知其必然，也无法加以挽救。天地鬼神，往往借一事一物之微，暗示世人以朕兆，使知果报之可畏，而不敢为恶。在历史上，像这样预示朕兆，而无法挽救的事甚多。例如：汉高祖因鉴于秦以孤立而亡，于是大封子弟为藩篱，当时吴王濞年事尚轻，入辞就国时，高祖告诫他说：‘二十年后，东南有事，岂非汝耶！天下一家，慎勿反。’后来七国之变，果是吴王濞倡乱，兴兵攻击朝廷。又三国时，司马懿之头，能左右转动一百八十度，直视后背，而身不动，曹操亲令试之果然，乃叹曰：‘司马氏狼顾，非人臣也。’后来果然诛曹爽，奠定司马炎篡魏之局。又隋炀帝幼时，文帝曾把他抱在怀中，说道：‘是儿极贵，虽然，恐破吾家。’后来果然游幸江都，被宇文化之所弑，隋祚随之而亡。历史上类似这样的掌故颇多，如伍子胥知亡吴必越，欲人悬其首于城门上，看越兵入城。如淖方成知赵飞燕为祸水，必将灭火。如索靖知天下将乱，指洛阳宫门铜驼，叹曰：‘会见汝在荆棘中’。如郭汾阳知卢杞必贵，延见时，先遣去妇去，免因笑其容貌，招杞之怒，而嫉害其子孙。像这样历史上人物，如吴王濞、司马懿、隋炀帝、勾践、赵飞燕、庐杞之类，有人以为：当局者事先既知其后来必会闯祸，当时若把他杀了，天下岂不太平了吗！殊不知：众生造恶业，应受祸乱之报，所有这些元凶祸首，必须延其寿命，作创子手。在大众共业，如他自身的别业，双重驱策支持之下，事先他是不会死的。就是当局者，已经发觉知道了，但在事势的牵掣中，也无法奈可他。如汉高祖之于吴王濞，曹操之于司马懿，隋文帝之于炀帝，都是例子。可知天下将乱，人民将遭大屠杀之报，像黄巢、李自成、张献忠之类的魔王，他自然身体健康，才有气力，来算这一笔血账。即一次二次，乃至无数次，世界大战中的元恶首魁，其情形也是如此，当众生血账算清时，他自己便也跟著完蛋了，恶业之可畏，有如此者。
业是有善恶二类，恶业虽然可畏，但是，当善业种子成熟时，却又十分可爱。根据善业而生的人，虽历极恶劣的环境，仍然是履险如夷，享尽福乐。在历史上，为皇帝所不喜的人，大概总是凶多吉少了，但是，倘若自身有福报，却也会逢凶化吉。如雍齿从汉高祖起兵，叛而复归，为高祖所不悦，那么，他当然是要吃大亏了，那知事实上，却适得其反。有一次，诸将争功不休，杂有怨对语，高祖恐酿成变乱，问计于张良，良说：你有没有，平素所不欢喜的人，为众所共知者？高祖说：雍齿为我所不快，乃众所共知的事，良说：赶快把他封为什邡侯。当发表时，诸将皆欢喜曰：‘雍齿这家伙都封了侯。我们还怕什么？’于是争闹画息，就这样，雍齿却因得罪皇帝而封侯了。又两国相争，兵败国亡的皇帝，当然是难保首领了，但是，倘若自己有福报，却也会富贵令终。如三国时，邓艾攻入成都，蜀后主刘禅降，魏不但不杀他，且喜其老实无能，却封他作安乐公，终其天年。又平常对皇帝无礼的人，照理是必遭诛戮了，但是，倘若自己有福报，却也会保其安荣。如隋开国功臣，越国公杨素，贪冒财货，恃功骄横，为炀帝所忌，欲杀之而未得其便，及闻素死，帝以足顿地曰：‘使素不死，当灭其三族。’然而他竟在皇帝未下手之前病终，使你来不及翻脸，而且还要加以饰终。他如唐太宗之于魏征，明太祖之于宋濂，屡欲杀之，皆赖有贤后劝止，得保禄寿，终免刑戮，这都是他们有福报，不应遭此祸难，所以因缘殊胜，得以平安无事。上述诸人，不过算是举例，以证实有福报的人，不但遇险不险，有时且有因祸得福的奇迹。可见善因不可不种，福业不可不植。种善因，植福业，能使今世后世，得大安乐，一切灾殃愁苦，所不能侵，善业之可爱，有如此者。
种善因，享受富寿康乐之果，亦如插秧播种，而食稻梁，古人通达因果之理者，皆看得真，信得坚，做得稳，如交手为市，货称其值，值称其货，不差分毫。此种人所种善因，既重且多，今世来世，自身当然能得无限福乐，即余荫所及，欲也能荫庇子孙，光大门庭。例如汉于公，不过是一个县中狱吏，善决狱，曾雪东海孝妇之冤，后来家中大门毁坏，乡里父老们，欲替他建造新的，于公说；我治狱多阴德，子孙必有兴者，你们为我造大门，要造得高大些，俾能容驷马的车，并车上的盖，出入才好，省得将来还要拆去重造。后来他的儿子于定国，果然做到丞相的官，封为侯爵，乘驷马车，出入大门。又宋王祐，为官多作阴德，曾手植三株槐树在中庭，对人说道：‘我为官多作阴德，子孙一定会做到三公，这三株槐树，可以作个证明。’后来他的次子王旦，果然官至宰相，世称三槐王氏。这些于公和三槐的故事，都是载在史册，可以考证，即‘辞源’和‘辞海’的辞典里，也都可以一检即得，并非无从稽考的传言，善业之可爱，有如此者。
此类或善或恶的果报，都会荫及子孙，或害及子孙，易经中也说过：‘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有人以为：照理果报都是自作自受的，若祖父作善恶事，能及子孙，那么，在祖父方面说，变成自作他受，或我作彼受，在子孙方面说，则变成他作己受，或彼作我受，于理恐有不合。关于这一事，可分作两点来说，第一点：我作彼受，当然于理不合，事实上，是我作我受。因祖宗作善恶，其本人必生人天中受乐，或三途中受苦，及于子孙者，不过是余庆或余殃耳，正庆或正殃，还是自受也。第二点：彼作我受，于理亦不合；事实上，也是我作我受。因作善者，门庭必昌，是由他方曾种善因，当受福报的人，死后，其中阴身投入此家作子孙，以享其庆。作恶者，门庭必倾，是由他方曾种恶因，当受苦报的人，死后，其中阴身投入此家作子孙，以应其殃。这样说起来，还是自作自受，若言余庆余殃，能及子孙者，仍是不对。因凡夫无宿命通，对于受庆或受殃人的前生，或前多生的行为，皆无所知，故误以为无因之果，其实，虽毛发沙尘之小的祸福，皆自作自受，此中不但因果分明，而且还是毫厘不爽呢！
由善业所生的福德，能使身心安乐，无病长命；能使衣食丰足，财宝充满；能使天上人间，受大富乐；能使眷属善良，后嗣昌炽；使能一切灾难，悉皆远离，这是就世法而言。就有漏善因而言，行者不管作了任何善事，若将之回向佛法界，回向极乐国，供养阿弥陀佛，庄严净土，则皆成为往生资粮。由这样清净善业所生的福德，能使当来生于佛国，见佛闻法；能使永出轮回，离恶道怖；能使道业增上，转转益胜；能使证三乘果，毕竟成佛，这是就出世法而言，就无漏善因而言。可知恶业虽极可畏，而善业则极可爱，因此修桥铺路，矜孤恤寡，乃至孝亲敬长，戒杀放生等，一切世间善法，都应当做。念佛参禅，诵经造像，持斋守戒，研教供僧等，一切出世间善法，也都应当做。这就是所谓之福慧双修，解行并运了，能如是作者，名为智人，大善知识，堪为人天眼目，生时安乐，死后解脱，善业之可爱，有如此者。
方今世界人类，善业甚少，淫杀二业最重，盗业次之，将来发而为果报时，必甚惨剧。在全世界人民共业中，既是善少恶多，而杀盗淫三事，又如此之普遍，可知大祸必不远矣，吾人置身其中，又安可不加紧修行，以谋自救。自救之道，无过于念佛，愿佛菩萨加被，早离娑婆，生于净土。若说这是独善其身，遗弃人群社会，是又不然，平时有许多佛门大德，或用语言，或用文字，对世人普劝行善，并劝念佛，大声疾呼，这就是利群，若竟不蒙采纳，在此火宅，玉石俱焚，于自于他，两无所益，故只好求佛力加被，接引往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