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慈法师（1872—1965），法名显亲。他一生教演《华严》，行在禅宗，因自号华严座主，晚年又别号拈花老人。俗姓余，安徽歙县人。父根源，早亡，母周氏，信佛甚虔。家业盐商，富有资财。他受母亲佛教影响很深，自幼茹素。及读儒书，曾考取秀才。年十六，母命弃儒经商。后因两度丧偶，深感人生无常，遂于一八九八年到普陀山从明性和尚出家，时年二十六也。

　　

　　出家后，从明性到南京三圣庵，坏衣粗食，担粪荷锄，一改富室子弟旧习。曾因诵习经教的余暇，慨然叹息“出家儿不能发明己躬大事，二时粥饭，尚得为人乎”？此时已产生参禅的念头。

　　

　　一九○○年，二十八岁，奉明性命到宁波天童寺受具足戒，戒师为寄禅和尚。得戒后，仍回南京。明性对他说:“出家人以三学精勤为本，你既已受戒，今后就应修学定慧。金山、高旻、天宁三寺，是著名的禅宗丛林，你应当到那里去参学。其他地方不准去。大事未明，不许回庵见我。”明年，他就辞别明性到金山依大定和尚习禅一年。第二年，到高旻寺，亲近月朗老和尚，精勤参究，少有省悟。一九○三年，三十一岁，至常州天宁寺，参谒冶开和尚，一住四年，单提向上。一天，冶开勘问“念佛是谁”话头，法师答曰:“无是谁，无非谁”!每有酬对，辄针芥相投，深受冶开器重。一九○六年八月初一日，法师与月霞同得法于冶开和尚，为禅宗临济法派第四十二世。

　　

　　月霞研究《华严》，夙有心得。法师从学《华严》，十二年中，常侍左右，敬事如师，始终不懈，一九一一年，法师协助月霞在上海哈同花园开办华严大学，学僧除研究佛学外，每日都要坐香修禅。该校造就人才不少，如戒尘、慈舟、持松、常惺等，毕生均能致力宏扬《华严》教义，对近代华严宗的传播影响很大。一九一七年，月霞住持虞山兴福寺，邀法师共同发起创建华严讲堂。是年冬，月霞示寂于西湖玉泉寺，临终执法师手言:“应弟!善弘《华严》，莫作方丈”。他拳拳服膺，自后数十年，在江苏、浙江、山西、上海等地，传讲晋唐三译《华严经》（即晋译六十卷《华严经》、唐译八十卷《华严经》和唐译四十卷《华严经》），始终不作寺庙方丈。使千年《华严》教旨重兴于近代，法师力愿之宏，在过去佛教史上是罕见的。

　　

　　一九二二年冬，冶开和尚示寂，临终时，冶开和尚引法师手拊心。法师说:“祖庭之事，担荷不辞。”和尚乃含笑而逝。法师研读经教之余，尝侧然告诸弟子:“我传宗于冶师，受教于月兄，法乳滋长，后继其谁？今老矣，岂终负先师先兄殷勤付嘱之忱，乃作断种人哉!”言时，声泪俱下，弟子莫不感动。又说:“冶老月师叮嘱我莫忘第一向上大事，因此，我数十年来从未敢忘冶老月师的向上大事，我虽也讲经说法，亦是第二门头事也。”法师受教心殷，于此足见。

　　

　　法师于一九二二年，掩关西湖菩提寺，礼拜《华严经》。一九二五年春，应常州清凉寺之请，出关主办清凉学院（即华严学院），拟定学院章程，预科三年，正科三年。次年正式开学，来学僧伽有隆泉、龙辉、星光、唯周等三十人。至一九二八年，预科毕业。那时，上海有庄善月（即盛宣怀之妻）居士发心捐出今辛家花园清凉寺址十二亩，兴建华严七处九会大殿，并请法师将清凉学院移沪，续办正科。次年秋，正科在沪开学，他先讲唐译八十卷《华严悬谈》。继以因缘不契，学院又迁常州永庆寺，翌年秋，开讲唐译《华严经》及半，又因寺内驻兵，再迁无锡龙华庵。一九三一年正月始告圆满，正科毕业。三年之中，障碍重重，而他卒竟其功。法师的弘法毅力，诚难能也。一九三九年，法师在沪崇德会讲四十《华严》，无锡薛德培居士来沪听经，听到他要继续办华严学院，欣然愿任创办经费，于是择屋于上海上滨湾，创办华严学院。一九四○年三月，在华严学院开讲六十《华严》，并每天坐香，有一百多人参加，至一九四二年三月讲经圆满，法师时年七十矣。

　　

　　法师素行皎洁，以古自律，不少宽假，授徒传戒之事，尤不轻与。他一生中曾于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三年、一九三五年、一九四○年在安徽芜湖、福州鼓山、浙江天童，江苏无锡参与开坛传戒四次。

　　

　　法师弘法心切，对流通法宝，极为重视。他曾协助天宁寺冶开和尚创办毗陵刻经处，该处刻印经书的卷帙，几与金陵刻经处相等。他又在扬州众香庵校刊很多经典。一九三九年，法师鉴于唐代清凉国师所著《华严经疏钞》，原是《经》、《疏》、《钞》各别单行，至宋代经疏始合刊，明末妙明法师又把钞文会在经疏一处，因名《华严经疏钞》，但妙明会刻时考核未当，后有人对妙明会本，又删节不全，甚至上下文义不相衔接，错误不少。清代《龙藏》仍其误，今流通本又仍《龙藏》之误。法师认为应该恢复古着本来面目，非重编不可。于是在上海与叶恭绰、蒋维乔等发起组织《华严经疏钞》编印会，担任理事长，汇古今中日《华严经疏钞》诸版本而校订之，恢复了清凉原本。至一九四四年春，全书校印完成，对中国古籍整理、佛教学术研究作出了贡献。

　　

　　一九四三年，法师应上海南市慈云寺（即沉香阁）住持苇乘之请，驻锡慈云寺，他在该寺首先开讲华严初祖的《法界观门》。从此，慈云寺就成为他在上海弘扬华严宗的道场。

　　

　　法师教演《华严》，行在禅宗。曾历主天宁、天童等禅宗名刹的禅七。他行年八十，犹以讲经弘法为事，有劝他应多休息，他答:“八十老翁，日薄崦嵫，余光垂微，不以说法利生供养尘刹，复何图耶？”一九五七年，他以八十六岁高龄在玉佛寺开讲《华严经》全部，此是他最后一次的弘扬《华严》大教。

　　

　　法师率性平易，从不以谲奇神异示人。四众来学者，但令以教理自悟，以戒行自持，以静坐观心而已。法师于出家前，于儒学有较深的根底，因此他说法常融儒入佛。他在写给弟子的信中说:“道德仁义，礼乐政刑，都不外一心。心明了政才能善，心直了刑才能公，心中了礼才能立，心和了乐才能调，心慈了才能存仁，心平了才能行义，心通了才能达道，心正了才能修德。”他主张佛法不离世间，巧把尘劳为佛事。经常教导在家弟子，做人要以正心诚意、致知格物为修身之本，本立才能道生。又教修行人要念念不忘菩提心，愿为一切众生受苦，常行精进，才是佛陀真正弟子。

　　

　　法师在生活方面，一生艰苦朴素，穿的是灰布衣服，吃的是普通蔬菜。一九五三年，他到常熟兴福寺，寺主请他吃面，用新鲜豆子煮汤烧面，他尝了一口，味极鲜美，疑心是香菇汤，认为太奢费了，就拒绝进食。法师律己之严，于兹可见。他要求从林僧众发扬百丈禅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优良传统，痛斥不上求下化、不策励修持的“享受派”。

　　

　　法师一向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解放前，他对反动派统治不满，曾对弟子们说:“今夫五常八德，舜日尧天，都被黑暗笼罩，伤心惨目，无何而救我同胞乎!所以邦有道则兴，无道则废。立国之大本何在？孟子死矣，交征来矣，吾不禁为人道忧，更不禁为国家忧!”在抗日战争时期，法师在南京、上海，敌伪曾几次请法师出面主持法会，他以民族气节为重，断然拒绝，亮节高风，为世称颂。法师在一九四三年出版的僧侣抗战工作史《奋迅集》再版序言中说:“当八·一三抗战军兴，凡我中华志士，莫不奋臂挥戈，拱卫祖国。斯时也，我佛教明眼知识，首有僧侣救护队之组织。当国家清平之时，自应隐逸清修，一旦有事，仍当作狮子奋迅以赴……。”法师同仇敌忾，爱护人民的救国之心，跃然纸上。解放前夕，法师有一次在上海新生电台讲经，谈到有些人听到反动派诬蔑共产党的谣言，恐惧万分，他说:“毛泽东先生也是中国人，他又不是三头六臂，有什么可怕呢？”这短短几句话，对惊慌失措者来说，不啻一帖镇静剂。临解放前，有些海外弟子来迎法师到国外去安度晚年，他坚决拒绝，不愿离开祖国。

　　

　　建国后，他看到党和人民政府一切为人民，衷心拥护。政府对他也非常了解和尊重。曾被选为上海市历届人民代表，担任上海市佛教协会名誉会长、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等职。法师于一九五九年国庆十周年时，曾在中国佛教协会出版的《现代佛学》月刊上发表《国庆十周年献词》，献词共八偈，其中两偈说:“我生世间八十七，七十七年空白首，此十年中入蔗境，幸福光明欢乐甚。感谢中国共产党，毛主席是大恩人，慈航普渡众生苦，幽暗乡中智慧灯。”法师对党和毛主席衷心拥护之忱，于此可见。

　　

　　法师于一九六五年农历八月初五日圆寂于上海慈云寺，距生于一八七二年（清同治十二年）二月初五日，享寿九十三岁，葬于江苏常熟虞山。

　　

　　法师在临终遗嘱中谆谆教导弟子们:“我去世后，望我后辈弟子及学人等，在共产党领导下，努力学习，拥护政府政策法令，积极为建设社会主义贡献自己力量，至要!至要!”法师一生爱国爱教精神，实为佛教界光辉典范。

　　

　　法师宗说兼通，并擅长书法诗词。平生重在修禅，不重着书立说。所著《心经浅说》、《八识规矩颂略解》、《正法眼藏》，均已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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